乐生活作为一个科技社会学、主攻健康方向的（初级）研究者，试着捋一下医患关系。
说实在的我很难受，所有伤害医生的人都应该被剐千刀。然而光为医生祈福、谴责行凶人，还远远不够。房间里的大象明明在那儿，有的人却总是「你分析原因你就是在为凶手辩护」，我可去你大爷的。怎么，谈恐怖主义不准谈极端宗教团体及其社会土壤了？
医患关系最核心的部分，是「信任」。
我身边的绝大部分人都为医生而惋惜——他们身边有那样的医生、医务工作者，他们理解行医的意义以及难处。
然而，你随手去微博同温层外面的新闻评论看看，依旧是老一套：「医生就是想赚钱」「对病人不负责」「医、药勾结压榨病人」等等。这些问题不能说不存在，然而当这种思维占据和医生交流的前提预设的时候，就已经代表着信任的崩盘了。
（这也是双向的——如果医生把病人预设为「进来找茬的傻逼」，那这病也没法治）
信任是医患关系、乃至治病救人的基础。说实在的，除了没有意识的抢救之外，病人走进医院并「相信医生的判断」、配合治疗，是一切的根本。
然而，信任也是在有效的交流间建立起来的。有研究表明，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能够大大提升信任的程度、并进一步影响治疗效果[1][2]——比如家庭医生和社区 GP（General Practitioner，全科医生）制度。如果一个人能够长期稳定的和自己的 GP 保持联系，那么从小病小痛到有可能的大病，都会得到更全面的支持，医生对病人的病史有了解，亦能做出最有效的判断。俗话说的「望闻问切」，有三个字都是与病人的交流，其实就是了解病人的生活史、疾病史，甚至倾听病人的恐惧。
这其实也是近年来西方医疗界对于「整体医疗」的反思，甚至从传统医学（例如希波克拉底）中吸取经验——只把癌症病人看作是带着肿瘤的行走肉体是不够的，对方也是人，一个人的疾病和 ta 的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景是什么样的呢？大医院人满为患，医生和病人沟通时间以分钟记，病人面对冰冷机器和医生面对化验数据占了就医的大部分时间。
在这极短的交流时间内，又会叠加另外一个问题：医生的权威。毕竟，现在信息发达，病人也难免会去网上搜索各种各样的信息。和人们的直觉不同，实际上，有研究表明 [3]，医生鼓励病人搜索、沟通获得的信息，为病人解释病情，是可以提高沟通质量、改善医患关系的。顺应时事，英国的 NHS 甚至提出，将医患关系向「病人与医生间的合作关系」发展，病人可以部分主导治疗、选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方式，更有利于医疗体系运转。
但这必须建立在「有充分的时间沟通、建立信任」的前提上。大部分情况下，病人的需求得不到沟通，「我是不是被糊弄了？」而医生的权威加上看不懂的数据与诊断信息，在病人那里变成了「专断」。
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尊重医生、配合治疗，更别提伤害医生了。然而，我们大部分人也肯定在就医中抱怨过，从转诊台，到护士再到医生，行色匆匆、「不给好脸」。这些是累积不信任的基础。
实际上，严重的暴力冲突，只占「医生们经历的暴力」的一小部分。而对医生伤害最大的，是言语暴力。一项基于中国医院的研究表明，每个医生平均每个月都会经历1-2次病人言语上的暴力。而此类暴力，会显著影响医生的工作效率以及心理健康 [4][5]。
而医生们在日常巨大的工作压力、收入压力、漫长的工作时间、心理压力下，又会很容易身心俱疲，根本没有办法保证有效的交流，就这样形成巨大的恶性循环，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事件，是这种「不信任」积累的爆发。
那是什么让医生和护士总是步履匆匆？是什么又阻隔了医生和病人间的有效交流？
首要的就是资源。
医疗资源的稀缺就不谈了，这个人人都能感受。
而医疗资源的巨大不平等，让大医院、综合性医院接受了从大病到小病的大部分医疗压力。不仅是地区间的不平等，还有大医院、社区医院之间的不平等，把每个人理应在日常中建立的医疗关系，全部压缩到三甲医院去。
其次，越是巨大的医院，就越是专业、科室越多、行政和财务关系越复杂，对于任何一个没有医疗知识的病人来说，都有如迷宫。而医疗风险、误诊等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病人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法律和申诉渠道亦不畅通。
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产生的压力，全部压扁到医生和病人这短短几分钟的交流里，这很难不出问题。你要指望每一个病人都知书达理，还是指望每一个医生都是白衣天使？
很多人不爱听「体制问题」，但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确实为这个复杂、信息流通不畅、充满灰色地带的体制背了锅。实证数据也证明，暴力事件与医务工作者工作量成正比，而在大医院尤其突出 [6]。而解决医患问题，首要的是减轻医务工作者压力，提高社区初级照护（primary care）的水平。
《柳叶刀》评论提到，想要解决医患问题，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牵涉到制度、经济乃至文化的变迁。而严惩暴力者，只是这个大工程中的一部分。
想要解决问题，不仅仅是医务工作者、政策制定者的事，还必须牵涉到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分析各种各样的经济因素、职业因素、地域因素带来的影响；乃至需要医药人类学的深入调查，厘清医患关系中沟通的模式、沟通的效果，乃至不同文化中处理医患关系的方式。（说实话，我搜了一圈 Web of Science，相关的高质量文献确实太少了。）
至于给医院设安检——我不是说不支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是能想到的最起效的措施——如果真的进医院都需要安检，如果整个医疗体系不得不在「安检」的基础上运作，那么这无疑意味着将每个病人视作是对医生的预备加害者，这是医患关系中「信任」彻底崩塌的标志。
ref:
[1] Goold, S. D., & Lipkin Jr, M. (1999).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14(Suppl 1), S26.
[2] Zhong, Z. J., Nie, J., Xie, X., & Liu, K. (2019). How Medic–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Influence Chinese Patients’ Treatment Adherenc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4(1), 29-37.
[3] Zhang, H., Zhang, R., Lu, X., & Zhu, X. (2019). Impact of Personal Trust Tendency on Patient Compliance Based on Internet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Telemedicine and e-Health.
[3] Zhan, Y., Kim, S. K., Zhou, L., Xie, B., Li, Y., Wen, B., & Nie, L. (2019). Patient violence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occupational outcomes in China: A time-lagged survey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94, 120-130.
[4] Wu, D., Wang, Y., Lam, K. F., & Hesketh, T. (2014). Health system reforms, violence against doctors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Zhejiang Province, Eastern China. BMJ open, 4(12).
[5] Guan, R., Gao, J., Liu, G., Cheng, F., & Ge, B. (2019).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acknowledg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ient assault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s in emergency nurs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18), 3833-3849.
[6] He, A. J., & Qian, J. (2016). Explaining medical disputes in Chinese public hospitals: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olicy reforms. Health Economics, Policy and Law, 11(4), 359-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