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会上的两件伯格簋

【拍卖会上的两件伯格簋】近期上海泓盛春拍上将有一幅牧甫先生的《格伯簋博古图》并长题。
格伯簋，西周礼器，旧称“倗生簋”，《攈古录金文》中记为“青州所出”。此簋传世共四件，今则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另一件下落不详。
三件中惟上博所藏此簋器盖皆全，铭文八行八十三字，原为清代阮元旧藏之名器，见著录于阮氏《積古斋钟鼎彜器款识》，後入于清末民初上海首富、大收藏家周湘云家，再归李荫轩（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之孙）、邱辉夫妇收藏。1979年，李荫轩夫人邱辉将西周格伯簋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黄牧甫此幅所绘此器，据其抄录铭文字丶行之数及内容，以及题识标明"并录積古斋释文"，可以断定为阮氏格伯簋，即上博所藏此件。
格伯簋铭文，历来识读各异，黄牧甫乃抄录阮氏積古斋之考释，释字隶定及推究铭文之意，便与今人不同。如释文中：
第一行第七字，阮识作"子"，今识作"巳"。
第二行第四字，阮识作"受"，今识作"爰"。
第二行第五字，阮识作"服"，今识作"良"。
第二行第八字，阮识作"干"，今识作"于"。
第四行第九字，阮识作"旬"，今识作"甸"。
……
因为识字的差异，所以对于全篇铭文的含义，便自然也各生歧义。按照阮元的解读，即格伯既受服马四匹，乃干禄于朋生也。而今人的解读是:在正月第一个吉日癸巳这一天，周王在国都成周。格伯从倗生那里接受了四匹好马，讲定交换的价值是三十田，双方剖木为凭证。
无独有偶，同一场春拍，除了此件黄牧甫先生绘而再题的《格伯簋图》，还有一套四屏清代金石僧六舟的全形拓，其中一屏恰恰也是格伯簋。
清末民初，徐珂的《清稗类钞》记述，“阮氏家庙藏器：周虢叔大棽钟，格伯簋，寰盘，汉双鱼洗，今并无恙。惟全形椎拓不易，因而真迹甚稀。求之经年，仅获一本。复本所见非一，石刻较优于木。然真赝相形，神味霄壤，可意会不可言传，不仅在花纹字画间也。真器拓本悉出阮氏先后群从之手，墨色浓淡不匀，字口微漫，不能甚精。”
阮氏家庙藏器四种，格伯簋为其一，按徐珂的说法，真正由原器椎拓的拓片极少，传世此簋拓本大多是石木模子翻刻成平面再拓成的"伪全形拓"。
此屏显然是出自六舟僧的真正实物全形拓，与"墨色浓淡不匀，字口微漫"的"伪全形拓"相比，此屏墨拓浓粹，铭文字口清晰如剜，器身花纹更是凹凸有致，有如灯取影丶像物合一之效。
徐康《前尘梦影录》谓“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奇凤)能之。六舟得其传授，曾在玉佛龛为阮文达公作百岁图”。由此可见全形拓的来历以及阮元对六舟的器重，"金石僧"这一雅号，也出自赏识六舟的阮文达公。
六舟和尚独创的以灯取形之法，深得富藏如阮元这样的方家所喜。传六舟于焦山寺秉烛赏鼎，烛映鼎影，反映白墙，由此顿悟取影之技，先量原器之尺寸，勾画轮廓，继以厚纸做漏子，笔蘸白芨刷器上，敷以棉连，拓椎绸包上墨，遂得器形，真旷古未有之雅艺。此技一出，阮元積古斋中所藏吉金名器，悉邀六舟传拓全形，以便展阅欣赏。六舟拓焦山古鼎拓本，阮元为题云：“焦山周鼎余三见之矣，此图所摹丝毫不差，细审之，盖六舟僧画图刻本而印成鼎形，又以此折纸小之以拓其有铭处乎。再审之，并铭亦是木刻。所拓篆迹浑成器于无别，真佳刻也。”
此四屏中，格伯簋拓本，于簋之左下脚有"六舟所拓"长方朱文印一方，程瑶笙补簋中葡萄萱花。另外三幅六舟所拓，为"寰盘"，"齐侯罍"及"史賓鉼"等，皆为阮元旧藏吉金铜器，除"齐侯罍"之外，并皆见著录于《積古斋钟鼎彜器款识》。可见此四屏是六舟和尚当年为阮元藏器所作全形拓之遗本，并印证了一名僧一显宦，因金石而结交之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