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自杀预防。
那么就来谈谈这个有点沉重的问题吧。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男性的自杀率都显著高于女性,在巴尔干、斯拉夫等地,男性自杀甚至几倍于女性。而在中国,则是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其中自杀的女性,大部分来自落后地区的农村。
可能不少人都会觉得,城市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会让人走向自我终结。然则,有一点反直觉的是,90年代到现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自杀率反而降低了60%,这在全世界都是罕有的情况。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化。
女性的自杀率,从接近30/每十万人,一路下降到10左右。这几乎都是城市化的功劳——把女性从传统农村的权力和经济结构中解放出来,给她们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当从农村离开的女性能够进城打工、自己挣钱之后,这样的生活不管多苦多累,对她们都意义非凡。这是西方控诉「血汗工厂」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当然,血汗工厂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这里按下不表)。
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其大名鼎鼎的《自杀论》中分析了几种自杀的原因,其中社会失范带来的无序、以及社会解体带来的原子化,让走入现代模式的新教国家和工商业社会自杀率居高不下。他指出,传统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团结,以及婚姻、社区等形式,能够加深人们之间的羁绊和责任感,让人们不那么容易自杀。
然而,他在这本长达400多页的书里,却仅仅只用只言片语提到——在紧密的社会里、严格的规则下,社会结构里的弱势一方,也有可能倾向于自杀。
比如,结了婚的男性不那么容易自杀,但在结了婚的女性中,婚姻却并没有显示出对自杀的“防护”;越是传统、离婚越难的地方,女性越有可能自杀。
在涂尔干的时代,尚且没有性别研究一说;整个社会学界要等到简·亚当斯(Jane Addams)之后,才有关注家庭和贫困问题的女性社会学家进入这个曾经只有男性的小俱乐部。
毫无疑问,涂尔干的研究堪称伟大。但重要的是,后来的社会学家以他的研究为底,又经历了不断的自我批评与革新,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人类全体的解放与进步,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某一个团体可以代表的。
我们再看回到男性。
城市里生活的中青年男性,死于自杀的可能性,大于其他所有——包括车祸、烟酒、心血管疾病。这样的境况,也不仅仅是涂尔干时代对于「原子化」的简单描述而已。
自杀者自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但心理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表象。格拉斯哥大学心理学教授、全球自杀研究院主席 Rory O’Connor 认为,「社会完美主义」(social perfectionism)是当下富裕国家男性自杀的社会主因。
人们越来越多地活在社会的期待中,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期待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
这种压力,对男性和女性其实是一视同仁的。但是,男性在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的之下,更不愿意寻求帮助,更容易将自己孤立起来,且更容易鲁莽冲动地结束生命。
社会在进步、在发展,可是人们、特别是男性自己,对于「男性气概」的看法,还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自杀救助组织 Sarmatisan 2012年的报告里写道:「男性……依旧在追求男性气概的“金标准”,追求权力、控制和不可战胜。而他们感到自己无法满足这些标准时,便感到羞耻和失败。」
现代社会的女性已经在积极解放着自己,而男性还未能完全解放自身,有些人甚至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权力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在一个鼓励追求自由发展的社会,它束缚了女性,也束缚了男性,这种束缚的代价,甚至是自我毁灭。
男性可以温柔,也可以脆弱,这个社会也理应允许男人哭泣。这些都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今年初我的一个长期神交已久、却未曾谋面的网友自杀去世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震惊到说不出话来。这个有才、有想法、有趣,彬彬有礼又自信随和的小哥哥,在自杀的不久前还曾经跟我们讲他创业的趣事,还曾安慰过在朋友圈里发牢骚的我。
希望他在天堂里能够快乐——或者更重要的,能够真正找到自由。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由,能够承认自己的价值,并和世界产生真实的联系。
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