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李嘉诚此时发声,说是稳定大局,用语竟是引自武则天之子李贤诗作的嗟叹……
实在可谓是其心可诛。
仅仅经由一港700万人口、弹丸之地的经营,就成为雄踞榜首若干年的亚洲前首富。这种体量与财富的畸形对比,固然来自于他对香港硬资产的囤积居奇与收租模式,更来自于中国崛起进程中香港的独特地位,及其他在中、港、英其中的上下其手(有兴趣可见另一条微博)。狮子山精神不过是大时代的一笔涂抹,当然不是什么决定因素。
决定性的,是处于贸易港口、资本进出关口、与投融资要塞的历史地位。
而此时此刻,一切显然走到了另一个历史进程的拐口。同样是继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未来香港发挥的作用将远远不同于过去香港发挥的作用。
前几天,作为港交所总裁的北京人,李小加撰文对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独特优势做了比较清晰的阐释。
我简单做一个摘要:
『在过去三十年中,香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转口贸易;第二,直接投资(FDI);第三,资本市场的大发展。三件大事都有一个核心主题,那就是为中国输入资本,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很缺钱,香港一直是中国最可靠的海外资本聚集中心。
未来的三十年是中国资本双向流动的时代。除了发挥其传统的融资功能外,香港还须尽快调整定位和转型,做好新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帮助中国国民财富实现全球配置。
简单说,就是帮助内地的国民财富从单一的国内资产配置走向全球分散配置的历史性“大搬家”。把世界带到中国门口的香港,让中国人“坐在家里投世界”,中国就会再次通过香港找到开放和繁荣的捷径。
第二件事,是帮助中外投资者在离岸管理在岸金融风险。
内地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缺失使得风险管理难以进行,香港完全可以帮助内地市场“另辟战场”,让中外资金在与内地市场有一定安全隔离的境外市场充分博弈、对冲风险。
第三件事,是帮助中国实现商品与货币的国际定价,为中国的资金定价海外资产提供舞台。
未来三十年,是中国资金不断向外走的三十年,中国的投资者要学着走向世界、用我们的钱来“定价”我们要买的海外公司股权、我们要买的大宗商品;同时,也要用我们的购买力让越来越多的国际权益与商品以人民币定价,这样,我们就能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掌握人民币汇率与利率的定价权。
如果能够做好以上这三件大事,香港一定能够再次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也自然可以巩固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作为内地人出身的顶级银行家,李小加对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与理解,是深切熟悉历史进程的。
是的,香港有它难以替代、不可替代、无法替代的历史、政治、法律与金融地位。
它有着独立的货币,非常特殊的联系汇率制度,独立的关税区,还有着与英美法系相衔接的普通法司法体系,更加健全的(商法)法治基础,甚至有着老一辈领导(邓公等人)对于制度对比进行观察的“窗口”地位,这些独特之处以及历史使命,都不是上海、新加坡或者澳门在短期之内可以替代的。
但如果香港未来三十年里继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存在,最主要的价值与意义都在于帮助中国财富的大搬家、资金的离岸管理、以及资金的走出去……
那么,它的(公法)制度、(公法)法治、以及民族主义自我认知,就不能不与内地的制度、法治以及“我国之一国”的民族主义认知更好更紧密地衔接。
如果说在(私法)制度和(私法)法治这个层面,我们内地普通市民抱有的期待甚至是,我们能够与香港接轨的话;那么在(公法)法治、文化、价值与民族主义的认知层面上,绝不可能接受建制派在香港的失败、高比例自我认知不是中国人的市民社会,以及包藏祸心的不割席式恐怖暴动。
否则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存在,究竟是对内地财富与资本转移的白手套,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洗劫之地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恐怕才需要对以李嘉诚、及其身后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洗劫人民后还洗脑人民的历史罪人说一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乐生活